他是那老妇人的拐杖，听起来虽荒唐，但是二人已相伴数十年。
他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出生的，家人给他名字里便取了个国。他倒是没什么些值得夸耀的，退了休，不像胡同那头传来的“磨剪子，戗菜刀”的声音，到老还要为生活奔波——或许他算幸运，年轻的时候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现在每月中去拿着一张薄薄的银行卡取工资。
他个子算得上高——至少当时是这样，和他老伴一比，再一瘦，看上去像一把掉了粒的麦穗。一高一矮住在三十年前的小楼里，安安地一日三餐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。
在别人眼中看来，他们是标准的模范夫妻，老太太在外从不说什么出格的话，老头子夏天除了打麻将就是买菜，二人就在胡同岔路口见到，然后一瘸一拐的腿就欢了心，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，一走就是许多年。
街坊邻里大多知道那老妪的瘸腿怎么来的，大家伙从几十年前就一起从日本人建的小矮楼搬到了这里，从小到老，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。如果要是有人问她：“霞姐，你一点也不显老，怎么偏偏是腿落下了这么个病根……”霞姐便长叹一口气，缓缓地说一句“别说了”，随后开始讲她的故事。她生在52年，在文革中丢了学业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东北成了不太平的地方之一，于是她去做了一个小学老师。语文和数学——这是她最擅长的学科，现在她要把所有学到的知识尽可能教给这些后来的孩子，照她的话说，苦日子会过去，中国的未来在这帮小娃娃手里。文革结束，她因为超生而丢了工作，丈夫也一样。她不明白生个一儿一女到底有什么错，但是她看着梳着麻花辫的孩子，哭着也要把他们俩养活大。
在她人生最有干劲的日子里，她做买卖挤公交，从车上摔了下来，跌断了腿。
那天青年的他也向领导开了个报告条，早早回了家，看着病床上痛哭的妻子，他没有哭，这要一哭，自己的儿女最后的靠山便没有了。于是他木讷地递出纸巾，在妻子的脸上沾沾，说：“你别哭了，我还在这有一份工作，从此你养好月月和楠，我养活你们仨。”
他从此从单位回来就骑一辆大自行车，回家看着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，虽普通但也温馨的小家就这样一直蔓延下去。
再后来，他成了我的姥爷。
姥爷长寿，活到了七十岁，在棺木送到的那一天，一生坚强的姥姥哭了。她眼睁睁看着身患癌症瘦削成皮包骨的爱人被推入烈火，自己却什么也不能做。回到家她哭诉老伴的不好，生前竟没流过几次眼泪，说着说着，她说，他原本还以为自己能把她送走，不让她自己忍受这份孤单，可这又哪成想。
我的姥姥至今未再嫁人，即使腿脚不利索她也抓着扶手，一走就是从白天到天黑。也许这就是爱情，他们只是在中年时做了一个跳跃，我变成了你的拐杖，你只需享受我的温暖。